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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税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条款被法院判定无效
时间:2015年01月18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点击:
    在商业实践中,股权交易双方可能就标的股权签订一套“阴阳合同”,并在“阴合同”中载明双方实际的股权交易条款和金额,而在“阳合同”中规定一个象征性的股权转让价格条款,从而达到避税以及工商变更之目的,但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按照“阴合同”执行。   

  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审结的一起涉及人民币近6亿元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审法官(以下简称“主审法官”)认为“阳合同”以及“阴合同”中的避税条款,构成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从而被判定无效。同时,该案还涉及合同解除权如何行使以及股权转让如何适用善意取得等重要的法律问题。

  一、案情简介

  本案涉及当事人众多、涉及标的额巨大、涉及股权转让多次、涉及诸多与股权转让相关的法律问题:

  (一)主审法院及诉讼主体

  本案一审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二审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结。涉及的主体主要有如下几方:(1)四川京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龙公司”);(2)简阳三岔湖旅游快速通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岔湖公司”);(3)刘贵良;(4)深圳市鼎泰嘉业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泰公司”);(5)深圳市合众万家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以及(6)呼和浩特市华仁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仁公司”)。

  (二)法院查明的事实

  1.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9年7月22日,刘贵良与三岔湖公司(作为出让方)与京龙公司(作为受让方)就下述五家公司(以下合称“目标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刘贵良将其持有的下述目标公司各90%的股权转让给京龙公司,三岔湖公司将其持有的下述目标公司各10%的股权转让给京龙公司:

  (1)成都天骋置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1”);(2)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2”);(3)成都锦荣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3”);(4)成都锦云置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4”);和(5)成都思珩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5”);

  2.第二次股权转让

  尽管有上述《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4月10日,三岔湖公司又与鼎泰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三岔湖公司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与目标公司3各10%的股权转让给鼎泰公司。

  2010年7月15日,三岔湖公司和刘贵良又与合众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将其合计持有目标公司4与目标公司5各100%的股权转让给合众公司。

  3.第三次股权转让

  合众公司在获得目标公司4与目标公司5的全部股权后,又于2010年9月8日与华仁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合众公司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4与目标公司5各100%的股权转让给华仁公司。

  (三)诉讼请求

  2010年12月22日,京龙公司在得知三岔湖公司与刘贵良上述再次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情况后,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请求确认第二次和第三次股权转让无效,且将股权恢复至三岔湖公司和刘贵良持有

  2011年4月7日,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向该院提出反诉,请求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

  二、法院判决摘要

  (一)“阳合同”被认定无效

  就上述三次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各方均就相关股权转让签订了“阴阳合同”,而就其中的“阳合同”,本案主审法官认为该等阳合同系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逃避股权转让纳税而订立,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该等“阳合同”属无效合同。

  (二)“阴合同”避税条款被认定无效

  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与京龙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以及后续签订的《补充协议》有如下约定:(1)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后另行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便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协议为本协议的附件;(2)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不需为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股权转让价款等向京龙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发票,但需出具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自行签发的收据或收条;(3)京龙公司同意并保证,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只向相关审批机构提供《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二所列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或《补充协议》;否则,应视为京龙公司单方违约,京龙公司应向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支付定额违约金2000万元。

  本案主审法官认为上述条款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前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但是,《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其余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第二次股权转让被认定无效

  本案主审法官认为,因鼎泰公司和合众公司在知道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与京龙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分别就目标公司2—5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且受让价格均显著低于京龙公司的受让价格,而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未解除与京龙公司之间的合同的情形下将目标公司股权低价转让并过户给其关联公司(鼎泰公司、合众公司)名下,损害了京龙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可以获取的利益,根据前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二次股权转让各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四)第三次股权转让可类推适用“善意取得”

  本案主审法官认为,我国《公司法》并未就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虽然《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动产及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但股权既非动产也非不动产,所以股权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

  股权的变动与动产的交付公示及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均有不同。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有关“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股权在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本案中目标公司4和目标公司5的股权已变更登记在合众公司名下,华仁公司基于公司股权登记的公示方式而产生对合众公司合法持有目标公司4和目标公司5股权之信赖,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所规定的维护善意第三人对权利公示之信赖,以保障交易秩序的稳定及安全之意旨。故本案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有关善意取得之规定。

  (五)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本案主审法官认为,因京龙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于2010年3月22日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故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享有合同解除权。但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接受了京龙公司在2010年6月24日至7月29日支付的546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而未提出异议,系以行为表示其仍接受《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束。且截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前,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并未对京龙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提出异议,也未向京龙公司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故在京龙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之时,《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仍处于履行状态,对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及京龙公司仍具有法律约束力。

  同时,在进入诉讼阶段后,对诉讼发生前、已经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情况,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先后向京龙公司发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承担违约金的函,并不能改变诉讼前已经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态。

  三、法律启示

  (一)审慎考虑股权转让避税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在一起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的案件中阐述道: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1]。所以对于股权转让避税条款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只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就可以不被追宄。

  笔者建议,在有关股权的商业交易中,如有可能最好能够请专业的财务人±和法律人士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设计适当的交易结构以达到合法节税之目的。

  (二)及时且正确地行使合同解除权

  本案中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正确行使其合同解除权,导致其需要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虽然三岔湖公司、刘贵良答辩说其在诉讼前已经向对方提出了合同解除的要求,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所以导致法院没有采纳他们的答辩意见。

  笔者建议,行使合同解除权应以书面形式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通知合同对方,同时在已经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对于对方的继续履行行为应该通过书面的方式明确地表示不接受。

  另外,还需要注意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间问题,虽然我国法律就合同解除权并未规定明确的除斥期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所以,笔者建议应在提起诉讼前尽快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主张。

  (三)重视股权转让中的尽职调查

  本案中,主审法官认为:(1)第二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鼎泰公司与合众公司)为“恶意受让”,从而应为无效;而(2)第三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华仁公司)为“善意受让”,从而应为有效。在认定善意时,本案主审法官阐述道:“因华仁公司与合众公司进行股权交易时,目标公司4与目标公司5均登记在合众公司名下,且华仁公司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4与目标公司5的财务状况、资产状况、负债情况、所有者权益情况、银行查询情况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并提供尽职调查报告,京龙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华仁公司在交易时明知其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之间的股权交易关系的存在,故可以认定华仁公司在受让目标公司4与目标公司5股权时系善意。”

  由上可知,法院在认定“善意”与“恶意”的标准时,是否进行了尽职调查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笔者建议,在有关股权的商业交易中,如可能最好能够请专业人士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以避免股权交易中的法律风险,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自己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