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南京企业法律服务网!
设为主页|收藏本站|   致力于南京法律服务第一品牌
法律咨询服务
知识产权的财务应用
时间:2015年02月10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点击: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管理和应用这四大方面,对“应用”的含义理解最为宽泛,不同专业领域之间沟通困难,成本高昂。本文拟从财务的角度(financially)就知识产权应用的有关提法进行梳理,以期在基本一致的框架中探讨其发展方向。
  一、概念与用语
  知识产权界定了权利人的财产权利,其权利主体即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本文中的论题主要针对广义的企业法人。
  在反映企业核心信息的财务报表上,知识产权与会计语言的“资产”、“资本”及“无形资产”等概念相关联。尽管在非会计描述时“资产”与“资本”这两个词汇经常互换使用,但严格说来,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是特指那些为公司拥有、产生于公司过往的经营活动并能够为公司带来未来收益的经济资源。[1]知识产权作为企业的资产,本质上必须具备此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本文中将来自于知识产权的资产称其为“知识资产”,为会计术语中“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传统习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使用“知识产权”与“知识资产”有相同的含义。
  按照彼得·德鲁克在20世纪70年代的提法,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企业社会,企业是社会的基本细胞。[2]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一定出自企业经营需要,其产生的权利会成为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参与经营,为企业带来收益。
  社会的发展导致人类的财富形式已经由有形财富为主逐步转为以知识财富为主。据对美国标准普尔(s&P)compustant数据库中非财务型上市公司的跟踪统计数据显示,企业的无形资产比重在过去20多年中已经超过有形资产成为公司价值的主体。[3]而源自工业革命时代的会计准则并未能及时认同公司无形资产的未来效益,严重扭曲公司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的合理表达(S&P500大公司目前的平均市价对账面价值比超过5倍,表示每5元市价中只有1元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上),这样的后果是造成偏高的资金成本、巨额的内线交易利得和财务报表操纵,[4]社会代价高昂。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业界高度的关注。
  按以往的会计准则,上市公司如中兴通讯、腾迅的公开财务报表中,公司通过研发获得的专利等其价值并不能像产品生产一样及时在财务信息上得到反映,研发的投入在通常情况下只作为公司的费用,而不能成为资产。“无形资产”的增值部分,只能通过资产并购、公司重组及上市等方式,经过资产评估程序,才能体现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中,这对于创新型企业的真实价值反映极为不利。2006年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此作了重大修改,企业的研发支出分为研究和开发两部分,后者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计人公司的无形资产。[5]这样,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上的付出,其成果就能够在当期公司的财务账面上得到体现,成为公司无形资产的一部分。如果能够有效应用,会对公司存续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知识资产的应用范围宽泛,但从财务的角度,笔者认为应该被概括为两大类型:一是通过经营为公司产生收入,二是为公司筹融资金。这两者的最终结果,都是使公司的净现金流增加。
  1.直接经营获取收益
  (1)收取权利许可费,如专利许可,商标授权经营,作品版税等等。
  (2)将权利出售(如专利权交易)获得收益。
  2.筹融资金(corporate finance)
  (1)作为质押物向债权人(通常为银行)直接借款。
  (2)通过证券化处理,私募或公开发行债权或其他非股票证券产品(如信托产品等)为权利人筹集资金。
  (3)通过知识产权作价变为公司股权,在资本市场私募或公开发售股票筹资。
  第1类属于公司经营活动,也是广大非公司自然人的惯常行为。
  第2类属于公司制度下的融资行为,其中第(1)、(2)项为债权融资,即在不改变知识产权所有权关系的前提下,将知识资产的未来收益权质押给债权人(银行或证券购买者)以获得现金;第(3)项是影响到公司股权变化的融资行为(包括初期的知识产权的作价参股),知识产权作价成为公司资本的一部分,即所谓知识产权的“资本化”。
  当融资行为中涉及证券的公开发售,如公司发行股票,或将未来债权转化为证券产品发售融资时,即为通常所称“知识产权证券化”。
  传统形式的资产通过企业的正常经营可以产生收益,其中的应收款、不动产甚至库存等可以独立实现资本化和证券化获得现金,已有相当普遍的案例。但知识资产是否能产生同样的功效,其可行性如何,现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二、知识产权的类型特征及其财务运营
  不同形式的知识产权有非常不同的特征,知识资产的财务应用的方式和可行性相应有很大差异。
  1.直接经营收入
  (1)权利许可收费
  通过权利许可收取费用,对于专利、版权和商标这三种基本形式的权利来说,专利最难,商标和版权次之。
  ●技术专利  从全球范围看,能够以收取许可费用作为固定 盈利模式的权利人,并非如一般人想象中那样普遍存在。事实上只有少数在核心技术上处于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如高通、IBM、飞利浦等才有能力做到。中国企业中即使是在技术上相对领先、拥有数量庞大的发明专利的深圳华为和中兴公司,都不敢说自己强大到可以大规模独立收取专利许可费的地步,至于其他行业的中国公司,就更不具备这样的技术优势。深圳朗科公司期望通过自己拥有的闪存基础专利建立起这样的商业模式,但目前几个关键的侵权诉讼未有结果,尚难定论。[6]
  这种现象既说明中国现有的技术水平与国际上技术领先的公司还有很大差距,企业拥有的真正的核心专利还非常缺乏,同时也证明了这一事实:单一企业的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很难形成垄断,即便是大型跨国公司之间,技术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必须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因此专利的交叉许可要远远多于单方许可。另一方面,专利权许可收费必须要有成熟的商业文化氛围和制度支撑,这在中国尤其欠缺。专利纠纷导致的巨大诉讼成本,使得普通权利人即使拥有了某项相对领先的技术,也很难籍此实现收费营利。
  因此在目前的环境下,希望将专利许可费作为稳定收入来源,成为可以依赖的盈利模式,对于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个人权利人没有普遍的可行性。
  ●商标
  商标作为企业的品牌标志,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收取特许经营费,是比较常见的。
  ●著作权(版权)作品
  现今著作权包括的范围日益广泛,从书籍到音乐到计算机软件、图标甚至界面,由于其专有性和独占性的相对明晰,通常能够通过授权使用直接产生现金收入。个人或非企业单位的版权作品通过自身或行业组织向使用者收取版权费,公司则以许可的方式收取使用费。
  对于有商业影响的特殊标志,也可以通过版权许可费的方式获得收入,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深圳腾迅公司的QQ标志。
  (2)知识资产的买卖交易
  “买低卖高”是经营的通俗说法。一个永续性的公司,在产品经营之外,也可通过出售资产使公司获利,包括知识资产。
  然而与一般传统资产不同的是,知识型资产由于自身特性,与企业的融合尤其紧密,如果脱离了企业的人力资源、客户关系、技术支持以及品牌等资源,其商业价值很可能无法被证明,甚至不再存在,也就无从实现有效的交易。这在技术专利的交易上表现最为明显。全国各地专利交易的个案虽时有发生,但纯粹的专利交易市场却难以形成,即因于此。
  商标和专利一样也有类似的特征。
  版权作品由于其独立性较高,相对易于进行直接交易。目前音乐、影视及文字出版物的版权都已出现各种形式的交易行为,市场正开始形成。
  知识资产的交易需要评估。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评估已越来越具有实际操作性。但再精确的评估,其结果也难以涵盖买卖双方的各种考量因素,只能是价值认定的一个参照标准,最终需要以买卖双方谈判定价,即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下,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认定某一价值。由于真正的知识资产评估成本十分高昂,小额交易的权利人通常难以承受。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市场认可的知识产权交易都是通过公司的股权交易、子公司交易、项目交易等形式体现的(如华为3COM投资与转让案例),追求独立的权利交易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知识资产的直接经营,无论是许可收费还是作为资产出售,最终有赖于权利的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在目前的法律与文化环境下,直接经营的难度对于绝大多数权利人来说,是非常高的。
  2.筹融资金(Corporate Financing through IPR)
  融资是企业和个人最常见最迫切需要的财务运营行为,通常包括:
  (1)质押贷款
  自1996年中国专利局颁布了《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以来,鼓励以知识产权作为质押融资扶持企业发展,一直是政府与企业的努力方向。能够用于质押的知识产权在《担保法》第75条中有注明,即“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7]新的《物权法》第223条更明确规定可以出质的权利包括“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8]
  截至2006年9月,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专利权质押登记的合同共计295个,涉及专利682项,质押总额近50亿元人民币。[9]这仅仅是登记数字,实际银行贷出的金额远低于此,可见多年的努力在效果上并不理想。
  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性所限,知识资产的价值判定和风险控制是商业银行在贷款时的主要考虑因素。在实践中,银行给出的贷款额或授信额通常会在质押物的评估值基础上大打折扣,因此价值评估的精确与否固然重要,然而对银行来讲更为重要的是“信用保证”。银行是一定要将商业贷款的风险转移出去的,谁来为其买挚?一旦债务人不能按期还款,银行手中质押的专利权等如何能够变现?这又回到了知识产权交易难的老问题。
  在过往的专利权质押案例中,银行最看中的不是专利权本身的价值(该价值即使评估出来也很难让银行完全相信),而是出质人自身的信用度,亦即其潜在的还款能力。如果这不能保证控制风险,银行往往要求知识产权质押必须辅之以其他资产(如不动产)的间接担保,甚至最后以变相的政府担保来转移风险。这样的方式本身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融资,过多依靠政府的介入更难以成为普遍持续的正常商业行为。
  由于知识产权价值认定环节通常成本高昂,可信度偏低,孤立的没有信用支持的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技术,其质押融资的可行性也就很低。因此现实中只有具备较好商业信用的企业才可能实现形式上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于信用度低的中小企业及个人权利人,只能依靠风险承担机构的介入来提高信用,如提供担保等来解决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问题。
  在这类风险承担机构极度缺乏的现实情况下,政府应当以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方式,促成各种社会资源发展商业认证机构和担保机构,为出质人提供信用提升服务,从而完成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如果政府直接介入成为风险承担者,则是角色的错位,必不能持久。
  (2)债券等证券化产品
  一项权利如能产生稳定现金流,就可以按照金融操作的手法,通过折现和信用提升,将对未来收益的债权转换为债券等证券产品发行,融得现金。
  中国的证券业始于20多年前的公司股票发行,近年来,证券化的范围从股权扩大到了物权和债权。国内所称的“资产证券化”是指资产权益人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收入的资产通过发行证券的方式出售以变理。这种证券化产品(Asset—based Securities,“ABS”)目前都是基于不动产、应收账款、高速公路收费权等产权清晰收益稳定的资产,没有涉及企业的无形资产,更没有单一的知识产权。[10]被经常提及的国外的“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成功案例,主要是指债券,如鲍勃债券,音乐作品债券等。[11]由于文化的差异,东方国家的债券市场远远不像西方国家市场那样成熟与活跃,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日本、新加坡等也是如此。中国本身在债券市场的制度建设上相当落后,一般企业的发债融资基本上只停留于想象。
  就笔者与国内外金融证券界的专业人士的沟通了解,知识产权的证券化即便在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也远远不是普遍开展的金融活动,尚未形成理论上的共识和操作标准。[12]中国的法律和市场环境与之相比落后甚远,除了法律上的障碍之外,缺乏能够提升这类证券产品信用等级的中介机构和基本的投资者群体,是难以实现知识产权以证券形式直接融资的根本原因。以往的“专利信托凭证”等金融产品尝试未获成功,是为例证。
  在全民知识产权的意识逐步提升的同时,可以在现金流相对明晰的版权作品证券化方面有个案突破,但知识产权证券化要成为财务运营的一种普遍方法,目前言之过早。
  (3)股权融资
  将知识产权作为企业的资产,以股权进行融资,这种间接的方式看似没有新奇之处,却是最为贴近现实,能够被操作的方式。
  大多数欲创立技术型企业的权利人,其手中主要的资产通常只有某个领域的技术(以技术秘密或专利的形式)和少量资金。以往的公司法中规定,公司设立时无形资产占公司股份比例不能超过30%,对这类公司的初创规模构成了很大的限制。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的《公司法》修改了相应规定,知识产权占新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理论上可以达到70%。[13]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以技术创新为主要资本的创业人(个人或法人机构),在作价参股设立公司时,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在公司中就可以占有更大的股权比重,避免因对资金投入者的依赖而失去对公司的控制。
  在深圳高新技术园区的大量民营科技型企业中,公司的核心资产更多的是拥有某种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或独创性的专有信息形式,如腾迅公司的QQ标志等。这种类型的公司一旦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其知识产权价值及风险状况就直接影响融资效果。深圳腾迅公司的香港上市、深圳比克公司在美国市场的两次融资活动、深圳迈瑞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等等案例中,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对上市融资的成功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4]
  三、结论探索
  尽管各界在知识产权的资本化和证券化,特别是在价值评估、证券产品和操作程序的设计等方面兴趣强烈,亟盼突破。但中国作为一个基础欠缺而发展迅速的大国,其管理者对知识产权的财务运营这一领域的高度综合性和复杂性必须要有足够认识。
  在知识产权创造和商业运营环境最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知识产权的财务运营主流方式也并非专利交易或证券化。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特别是先进技术,主要还是通过现代企业制度,通过风险投资机制,来逐步实现其商业价值的。[15]
  在中国目前的阶段,只有在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相对确定和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其价值的确定和未来风险的控制才有基础,才可能有所谓的商业化运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下,专利权(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著作权和商标权等的权利确定程度和时效上的不同,导致权利的稳定性差异很大,无法与传统的物权相比,必须通过对制度的完善来更好地确认权利,这是知识产权获得有效应用的前提。
  权利获得之后,如果侵权行为得不到追究,侵权裁定的赔偿不足,则权利本身将失去应有的价值,不足以吸引社会资源向这个领域汇集,形成有效的知识产权产业链,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的价值,同其得到的保护程度直接相关。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绝不是仅仅出于国际贸易的考虑,而是关系整个国家自身的价值提升和未来命运的大事。
  仅有权利的确立和保护,尚不足以解决现行商业环境中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问题,作为一种无形的财产,知识产权通常要与其他资源相配合才能有完整的价值体现。发明专利通过完整的技术载体,软件著作权通过嵌入式的硬件,往往能够大大增加其交易的可操作性。但总体说来,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资源整合的最有效解决途径是公司制度以及风险投资制度。知识产权通过公司的运营,将相关资源特别是企业家精神整合起来,才能真正具有资产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知识资产。在此基础上,借助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机制,使知识产权最终得到财务计量的商业价值。概括地说,“公司化”是知识产权商业价值实现的必要前提,风险投资制度是公司价值发现的最有效机制,资本市场则是价值实现的最终途径。
  在公司制度下的知识产权的财务运营包括前述的直接经营和企业融资。成熟的大企业往往兼而有之,而处于初创或规模扩张阶段的企业,更希望以知识产权获得快速的融资。这两种方式的最根本的共同点在于,知识产权必须与公司框架下的其他资源相融合,才能成为知识资产,才有进行财务运营的实力与空间。企业的管理者,其主要精力应放在这种整合过程和综合力量的积累上。
  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商业运营模式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在市场经济中理想的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主要应该是企业,企业的成长状况,决定知识产权应用的状况。
  政府在知识产权应用中的角色应该是:改进知识产权的获权制度,有效界定和稳定权利;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有效执法,最大可能地保护权利;针对知识产权价值分析难的特性,尽量提供公共资源的支持,营造信息交换的环境,缓解知识产权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最大努力促进知识产权的公司化,以政策和资金激励知识产权风险投资机构和担保机构以及各种中介服务组织的成长壮大。
  在企业和公众对知识产权应用领域还意识淡薄、在金融领域弥漫的浮躁而导致泡沫产生的国情下,如果对知识产权的财务运营引导不当,过度强调资本化证券化等,将会偏离实际,浪费行政及公众资源,对知识产权的有效应用带来相反效果,这应当引起各级管理机构的高度重视。